今年8月10日，著名華裔地理學者段義孚逝世。在國際地理學界，段義孚常常被視作一個“異類”和“反叛者”。作為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人，他對目前依舊盛行的實證主義式地理學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主張地理學家的關懷要回歸到我們每一個個體面對具體環境時的感知，在地理中發現“人”的存在。
段義孚的逝世引發了包括哲學、人類學、文學等各個人文社科領域學者的悼念，這不僅因為他的《戀地情結》《空間與地方》等著作已經成為廣義人文社科領域的必讀經典，更因為在段義孚的眼中，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如宇宙一般寬廣，他思考的根本問題也早已跨越地理學有限的疆域，指向人類在現代社會的根本境遇。
段義孚有一個“小王子”的稱呼，人們很容易從他的作品和為人中感受到他的天真、純粹與浪漫，卻不易讀出他身上的那些更充滿張力的情緒。段義孚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家庭，在動蕩的年代顛簸世界各處，并最終在遠隔重洋的美國成為一個文化上的“異鄉人”。他和影響他至深的父親感情疏離，終生保持獨身。
這些復雜的生命體驗使他一方面對世界中的萬般風景傾注浪漫的熱情，另一方面又常常遭遇“無根”般孤獨感的侵襲，就像他的思想中，也始終充滿著對各類“兩極化”價值的思考一樣。生命體驗貫穿段義孚學術思考的始終，最終，他也借由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橋梁，通達每一個人都會思索的命題：我們如何愛這個世界，又如何應對生命中的種種恐懼？
撰文 | 劉亞光
地理學家段義孚的書里寫了世間各處的風景，而他最愛的風景可能是荒漠。在他的自傳《我是誰？》中，他曾寫道：“性格內向的人，或者像我這樣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最后可能只有待在無機物的環境中，例如沙漠或者冰山里，人才能夠心曠神怡、寵辱偕忘”。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荒漠有著兩副截然相反的面孔：它代表著崇高與神圣，長途跋涉的人們常在倏忽間卷起的狂風面前體驗宗教般的敬畏；它也代表著危險與未知，踏足荒漠的旅途，常常意味著一條交出自身命運的不歸路。
愛與懼，是人對荒漠的情結，某種程度上，也是段義孚窮其一生探索的終極命題。作為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人，段義孚最為人熟知的“標簽”，是對地理學中“人”的發現。他始終關心特定情境下人的情感反應，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地方感與價值觀。在人面對環境的諸種情緒中，愛與恐懼是其中重要乃至本質的兩極，就像尼羅河邊的人們同時享受著河水的滋養和洪澇的威脅，“戀地”與“畏地”是人生存的根本境況。
在T.S.艾略特那首著名的長詩里，荒原還意味著一種“現代人”的處境。在一個“上帝已死”的世界，艾略特毫不掩飾地哀悼著文明的虛無與破碎。面對席卷全球的現代文明，段義孚或許并不那么哀挽過去，但他時刻用自己的思考提醒人們保持反思。他常被稱作一個“異類”和“反叛者”，這并不僅僅是針對地理學這門學科，更是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的姿態。人類澎湃的物質欲望、永不停息的改造自然和支配他人的野心、社會文化對數理邏輯的至高崇拜……段義孚反思這種種問題，最終落腳到艾略特荒原中的那個“無根之人”的境況，也是他《人文主義地理學》一書的核心思想：現代社會的個體，究竟應該如何追尋意義？
“宇宙是一個游樂場”：
站在“文化之間”
2005年，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地理系的同事朱阿興及其家人的陪同下，段義孚闊別故鄉63年后第一次返回中國。飛機落地后，朱阿興特地給段義孚拍了張照，打趣式地對他說：“從現在開始，我要跟您講中文了”。朱阿興回憶，“您”這個字，讓“義孚感到實在有特別的家的味道”。
2005年，段義孚回到闊別63年的中國的第一瞬間，走下飛機。（朱阿興供圖）
段義孚對如今的中國有一種“陌生的親近”。他十四歲時就離開故鄉中國，在澳大利亞度過了中學生活，后隨家人工作變動來到菲律賓，又在牛津大學取得地理學的學士學位，后又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地理學博士學位。他已經十分熟悉西方文化，但卻并不太能熟練地使用中文。不過，他對儒家、道家等傳統中國的思想理念依舊非常重視。段義孚的好友、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院長阮昕回憶，他的兩位澳洲同事說段義孚的學術和為人都非常像一位“東方智者”。朱阿興也評價說：“義孚很好地融入了美國社會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也依舊保留有非常傳統的中國人待人接物的基本行為方式。準確地說，他是一個處在‘兩種文化’之間的人”。
段義孚的出身常常被人提及。1930年，他出生在天津的一個名門家庭，父親段茂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官，段祺瑞則是段茂瀾的族叔。在段義孚眼中，父親的道德和社會價值觀雖然本質上是儒家的，但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讀研的經歷則賦予了他另一份民主主義和杜威實用主義的底色，這使得他擁有一個“世界主義”的世界。
此外，段茂瀾的職業生涯十分豐富，“他有時同時是一名大學外語教師，北京公共電話電報公司的主管，北洋軍閥的私人秘書”，這些都讓段義孚在回憶起自己的生活時感到羨慕，他認為與父親比起來，同一階段的自己在職業生涯方面實在乏善可陳。段茂瀾幾乎每天都和外國人見面，用英、法、德、漢四種語言同人打交道。通過父親的交際圈，段義孚從小也能在家中遇見許多當時精英階層的人物。周恩來與段茂瀾就私交甚篤，包括段義孚在內的孩子們都能親切地喊他“周叔叔”。
家庭教育之外，在父親和其“世界主義”式的朋友們創辦的學校里學習的經歷，也深刻影響了段義孚世界觀的形成。1938年，重慶南開中學的校長為段茂瀾在南開發電廠邊提供了一間教室。戰爭蹂躪中，這成為段義孚和其同齡人的“精神避難所”。他同時汲取著來自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杰出人物的智慧，他們為儒家的“割股奉親”所震撼，也陶醉于牛頓、富蘭克林、瓦特的傳奇。段義孚曾特別提到，岳飛帶兵抗金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他們這批孩子，但他們“并未太多地接觸此類故事”，他猜測，或許是“父母和老師們都知道，民族主義熱情可能失控，會在我們易受影響的年紀留下難以抹去的印記”。
這段幼學啟蒙的經歷使得段義孚對如何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產生了很多樸素的情感，“我知道岳飛是中國人，但我從未想過牛頓、富蘭克林和瓦特是外國人”。在他看來，他們都代表著某種超凡的才能，而傳承杰出人類的故事，也應當以一種世界主義的視角為起點。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他如此寫到：“也許在我們的一生中，只有在孩子這個年紀，才可能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
段義孚作品的譯者、人文地理學者劉蘇認為，父親外交官的身份、中產階級的家庭氛圍，熏陶出了段義孚的一種世界主義的廣闊視野，也讓他的思想和眼光不再局限于民族、種族和膚色，總是傾向于去思考人類的整體性價值。但同時，與父親的疏離，則讓他又始終用一種“后退一步”的方式去看待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和它們保持著距離。
段義孚在重慶津南村兒時住宅留影。（朱阿興供圖）
動蕩的時局中，段義孚不斷離開熟悉的“家”，從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慶，再到堪培拉、悉尼、馬尼拉、倫敦、牛津、巴黎、伯克利、芝加哥、多倫多…… 在他38歲定居明尼阿波利斯和麥迪遜之前，他從未在任何一個地方住滿五年。他在傳記的開頭便寫到，大多數人的傳記都是從“爐臺”走向“宇宙”，但對于他來說，人生的開端似乎面對的就是遼闊的“宇宙”。
段義孚身上的這份“世界主義者”的氣質，會讓人聯想到他的作品帶給人的那種遼闊而寬容的氣象。 在他最為著名的著作《戀地情結》中，段義孚討論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有著觀念轉折點意義的案例：世界觀的軸向轉換。在科學界，自然界的水循環運動曾經只強調一個縱向垂直的維度、而從17世紀開始，強調水平地理運動形式的水循環觀念出現，這標志著水循環在不斷尋求自身的水平維度之時，失去了其超越與象征性的意義；中世紀曾經十分缺乏透視的繪畫技法，詩歌也沒有后來使用較多的錯覺視覺方法，自然界缺乏前景，沒有水平上的縱深……段義孚列舉了物理、文學等多個角度的證據，力圖闡明人類世界觀由偏向面向神圣、超驗之物的垂直維度，逐步轉換為面向世俗、日常之物的水平維度。這個過程也與現代性本身所追求的擴張性、世俗化、扁平化一致。
劉蘇認為，段義孚的思想中始終都有一個偏愛“仰望星空”的維度，在這方面，他就像古希臘的泰勒斯穿越到了當代，在一個加速扁平化的世界保有一份對宇宙及其代表的形而上事物的熱忱與追求。因此，他眼中的地理學不僅研究人類的身體，也研究人類的精神；不僅研究我們可以觸摸到的地景，還會眺望大多數人只可想象的浩瀚星空，“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研究的或許就不僅僅是地理學，而是宇宙學”。在他的另一本膾炙人口的著作《浪漫地理學》中，他寫到：“為了擺脫幽閉恐懼癥，人類應該將整個宇宙當作游樂場。”
《浪漫地理學》，段義孚 著， 陸小璇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
或許，在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橫空出世之前占據主導的那種邏輯實證主義式的地理學，就是他眼中患有“幽閉恐懼癥”的學問。在他眼中，那些地理學過于計較實證數據，也充滿著功利算計的精神。與他所提倡的“浪漫地理學”相比，前者的象征是那些奉皇室之名遠征重洋、開疆拓土的名義上的探險家。而后者的代表則是像喬治·馬洛里那樣不計代價，或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沖擊高峰的勇者，在他們眼中，珠穆朗瑪峰沒有別的要去攀登的理由，“因為山，就在那里”。
“從宇宙到爐臺”：
邁向個體的地理學
段義孚的作品常常會讓讀者覺得讀起來和一般的學術作品差異很大。他善于用極為流暢的語言不露痕跡地連綴起大量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尤其是文學，也因此有讀者認為他的書過于文藝。
在朱阿興看來，大家對段義孚一個最大的誤解，就是他是一個純粹的人文學者。事實上，段義孚學術生涯的起點是研究土壤、河流沖積扇等自然地理的課題，有著非常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1957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畢業后，他前往芝加哥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從事的也主要是統計學研究。換言之，他有著極佳的數理基礎。朱阿興提到，一次他向段義孚講起自己最近在給學生上的地圖投影課，段義孚順手拿出自己的一個筆記本，上面是一幅他手繪的墨卡托地圖投影。這讓朱阿興十分驚訝：“作為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如果讓我根據函數直接把墨卡托投影畫出來，我覺得我都沒法做到。”
段義孚與重慶南開中學學生交流。（朱阿興供圖）
在劉蘇看來，段義孚早年研究地貌學時期的作品，與一般的科學論著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從1970年的作品《神州》開始，他的研究風格和關懷開始發生變化，而1970年代，正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始在西方興起，并挑戰實證主義地理學主流地位的關鍵時期，段義孚正是其中的旗幟性人物�！渡裰荨敷w現了段義孚轉向對地理學中“個體”的關注，而這種關懷在此后1971年的《地理學、現象學和人類本性的研究》，以及1974年的《戀地情結》中不斷深化。
朱阿興認為，相較于其他類似的從事人文地理學的學者，段義孚的思考非常偏重于從特定環境下的人的情感出發。在《戀地情結》中，段義孚建立了一個感知 （perception） 、態度 （attitude） 、價值觀 （value） 、世界觀 （worldview） 的分析框架，廣泛考察了世界各種不同文化中的人們面對環境的情感反應及形成的地方感知，以及這些感知又是如何影響人們所處的環境的變化。在他筆下，人類稀松平常的嗅覺與城市空間的發展密不可分，正是人們對惡臭的敏感，催生了更加精致高效的城市下水道系統，以及城市空間的階級分化。而西方文明中“高貴”的視覺，則因東西方語境的不同而產生迥異的文化效應。垂直宇宙觀依舊發揮著影響的東亞繪畫中比較關注季節，而擁有相對更加水平世界觀的歐洲繪畫中則更側重描繪某一天中的光影變化細節。
《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段義孚 著，趙世玲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
而在阮昕看來，段義孚的這種分析地理的方式著眼于人的潛意識和整體性的情感反應，揭示出了空間與人之間的一種奇妙的互動關系。作為研究人居關系的專家，他本人深受段義孚對哥特式教堂研究的啟發。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段義孚寫到，人們進入教堂時，空間的規模、高度以及恰當的比例，會讓人的視線得以引導，覺得能“隨之而動”，并感受到高懸的拱頂所蘊含的神圣。阮昕認為，段義孚的研究點明了人與空間互動的基本結構，而這才是“建筑的精髓”。“現在的建筑師越來越追求視覺上的效果，似乎一個建筑是否好建筑，主要取決于它是否能成為一個城市的符號或是地標。但我們真正應該考慮的，是人置身于其間的感受。”
阮昕還提到，人們會希望某個結構空間適應一種需求，其實這個結構在人的面前“呈現”出來之后，人們會很自然地將其運用到那個需求上，不需要進行一種“計算”式的設計。段義孚關于空間與地方感的研究，正是通過把人類的“知覺”和“意識”相勾連，揭示出了這種隱秘深刻的感受。
段義孚正在觀看他在北京師范大學的報告中文版的制作。（朱阿興供圖）
段義孚對身處特定地方的人之感受的描繪細膩而精準，這或許與他對語言的重視密不可分。人類在理解自然環境時常常調用的隱喻化思維，比如段義孚提到，人們對自然地景有自身特定的理解方式，會將自己的身體和風景之間對應，給看似無機的自然賦予意義，“山脊”、“河口”、“海岬”這些詞匯就是最好的例證。朱阿興認為，這種細膩源于他極其追求用詞的精確性。“義孚描述一件事、表達一種情緒時，用的那個詞似乎就是‘天生為描述這件事而發明的’。我們很多人要表達一個意思，通常的做法是用很多不同的詞匯形成一個交叉，然后用那個交叉的‘集’去表達。但義孚的用詞，是直接面向他要表達的東西，所以他的原作非常簡潔。”
“面向事情本身”是現象學的經典宣言，許多學者也都會認為段義孚的學術思想關心特定空間下人的生存境遇，有著十分鮮明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色彩。在劉蘇看來，除了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我們還應該關注段義孚思想中“理念論”的維度。如果說1971年的《地理學、現象學和人類本性的研究》代表著段義孚思想中現象學特征的開展，那么《戀地情結》則意味著他理念論式研究風格的成熟。自柏拉圖發軔，后被榮格等人繼承發揮的理念論思想在西方有著悠久的傳統，它的核心宗旨是希望發現存在的某種普遍性的本質，具體到地理學，則是探究某種形而上精神或者說先驗的理念存在，如何塑造了人類詮釋世界、構建生存環境的普遍基礎。
段義孚在自傳中自嘲，別人的一生是從“爐臺”到“宇宙”，而他似乎是從“宇宙”走向“爐臺”，這似乎暗合著他的地理學逐漸向個體傾斜的過程。劉蘇認為，段義孚對特定情境中人的地方感的強調，常常會讓人們誤以為他過分追求對“差異性”的詮釋。實際上，段義孚作品中強烈的理念論色彩說明，差異性其實是為了那個“普遍性”的探尋。劉蘇提到在《戀地情結》中，段義孚從規范性的視角試圖尋找人類生存的一種“理想環境”，他認為不同文化中的人類孜孜以求的環境經常包括兩種基本的意象，一是象征安全感的“花園”“家庭”“郊區”等。另一類是象征自由的“宇宙”“廣場”等，這兩種意象構成一個基本的二元對立，而為了調和，人類也在不斷努力地尋求中間的第三元。這就是段義孚頻繁提及的那個“曼陀羅”原型，它在中國、巴厘島、古希臘有著不同的體現：方形、十字、以四為倍數的角形等。
“段義孚思想中的這種差異性和普遍性追求之間與其說是一種辯證關系，不如說構成了一種‘反合性’，他希望強調，人類的經驗既是多樣復雜的，也應該有一個規范性的、普遍性的維度。其實這更接近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精神，它雖然關注個體人，但依然是科學，科學注重的，正是普遍規律”，劉蘇認為，在這一點上，段義孚再一次表現出古希臘人式的精神氣質。 他在童年歷經戰火，中青年時期顛簸數地，終生保持獨身，對親情和愛情都有著數不清的煩惱和困惑，復雜的生命體驗讓他將自我的終極追求最終指向了那些永恒的價值。這也是為什么當人們閱讀段義孚晚年的作品，會發現他在中年時關注的城市、社會等空間逐步退隱，對形而上事物的思考開始占據他視野的中心。
段義孚曾在《回家記》中寫到，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同時又從小就習得了一種對“死亡”的終極焦慮，就像在他關心的個體對環境的依戀之外，始終也有一份對環境之變幻莫測的恐懼相伴隨。 他對個體的關切，也絕不意味著要頌揚個體相對于他人的優越性，推崇一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相反，真正關注個人命運的人定會發現，人與他者的交流與互相依賴是一種根本的需要，而個體的孤獨感是人更為深刻的存在境遇。
紀錄片《塵與雪》（2005）畫面。
2020年，段義孚曾就新冠疫情對人類的影響這一話題與媒介學者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 進行對談。當時他提到疫情會讓人開始選擇更多的非人際溝通，但也讓人從未如此意識到“舊常態”的可貴——那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擁抱和深度連接。 盡管段義孚的目光從宇宙回到“爐臺”，但這并不意味著視野的逐步限縮。那個對大地同時抱有深切依戀與恐懼的“個人”，目光穿越眼前廣袤的荒原，直指浩瀚星空中的神圣理念，孤獨，則是他最深沉的底色。
“無根之人”：
難以逃避的孤獨境遇
在自傳《我是誰？》的開篇，段義孚就稱呼自己為“無根之人”，這是他對漫長人生中的生命體驗恰如其分的總結。盡管父親營造的家庭環境為段義孚的成長奠定了一個觀念上的基礎，但段茂瀾儒家傳統主義式的作風卻讓段義孚始終與他疏離，1980年，段茂瀾于臺北逝世時，糾結之中段義孚最終沒有回去。相比之下，在戰火紛飛中與母親一同遷徙的經歷，深化了他與母親的感情。而母親因突如其來的癌癥而故去，也沉重打擊了段義孚的心靈。此外，段義孚自認自幼“生命力不夠旺盛”，缺乏一種占有的勇氣與欲望，這一定程度上使他在看待友情和愛情時經常陷入深深的困惑與懷疑，他在《我是誰？》中提到了地理學泰斗洪堡的感情經歷，稱其為“在零碎的關系中尋求滿足”。在孤獨和困惑中，段義孚始終選擇獨身。
紀錄片《塵與雪》（2005）畫面。
在劉蘇看來，段義孚的這種基于生命體驗的深切孤獨感對他的思考來說至關重要。它帶來的是清醒和冷靜，但更關鍵的是，與其他遭遇深刻孤獨的思想家不同。人們閱讀波德萊爾、本雅明和�？逻@些思想史上的“孤獨者”時，會感受到一種冰冷、鋒利的刺痛，但閱讀段義孚，卻常常感受到的是光亮和溫暖。“我想，這和段義孚對永恒的追求密切相關。他將永恒化喻在具體的地理事物中，比如礦石、荒漠，通過靠近它們來通達永恒，并以此體悟個體生命的價值”，劉蘇說。在這里，段義孚思想中那個調和愛與懼、人與地、身與心等兩極化價值的第三極再次浮現，對永恒的追求調和了毀滅式的恐懼，最終使得他作品中滲透的思想意象與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碌�“監獄”迥然不同。
不過，段義孚這種對“普遍本質”、“永恒”的追求也遭遇過激烈的批評。其中一種批評的聲音來自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等后現代學術思潮，他們會將段義孚的思想視作一種典型的“本質論”。另一種值得深思的批評的聲音則針對的是段義孚的“批判性”。阮昕提到，與段義孚接觸過的不少學者，都對段義孚不吝夸贊他人的特點印象深刻。在學術上，段義孚似乎也很少追求一種激進的批評姿態，而是更加重視調和與平衡。
同為西方人文地理學大師的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曾對段義孚的著作頗有微詞，認為他對于現實過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視了真實世界尖銳的權力斗爭。不過在劉蘇看來，類似的批評有其道理，但可能也失之偏頗。段義孚有很多作品其實并不缺乏批判性，自《戀地情結》出版之后，他開始進入比較明顯的主題化寫作階段，他會就某個具體的話題專門成書，其中的代表作，如《制造寵物》《無邊的恐懼》等都著眼于對過分具有優越感的人性的批判，反思人與他者的關系。“段義孚確實追尋烏托邦，但這類作品也具有強烈的反烏托邦色彩。”
而且在劉蘇看來，更為重要的事情是，“烏托邦”式的理想和信仰可能是每一種偉大思想的特征，“任何一位世界級的大師，思想的目的地都可能會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凈土。哈維的《希望的空間》是一種‘辯證的烏托邦’，而段義孚則可以概括為是‘理念’式的”。
《無邊的恐懼》，段義孚 著，徐文寧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
這或許可以解釋，在一個充滿著動蕩，卻又缺少終極價值的現代社會，段義孚的作品為何會受到持續不斷的追捧。朱阿興觀察到，在美國，段義孚的多數讀者并非大學專業圍墻內的學者，他的書還常常登上美國非虛構暢銷書榜單。在中國，段義孚也是人文地理學者中被引進中譯本最多的人之一。“我想，人們閱讀段義孚的熱情上升，也是因為從中看到了自己渴求的東西”，劉蘇說。
飛速發展的科技、人類澎湃的對自身理性的自信、借助體系化的政治權力支配自然和他人，對于這些現代社會的產物，段義孚常常持一種冷峻的反思態度。
最能體現這種反思的則是他與阮昕在一次對談中對當下建筑界流行的“環境回應建筑”的批評。在他看來，人類的理性已經自負到妄想讓技術發展至完全讓自然地景根據人類的需求變換，“以人為中心的文藝復興理念，居然會發展到人類希望讓窗外的一座山也隨意膨脹收縮”。
現代性這種“消除阻力”的欲望類似于哲學家韓炳哲所定義的“透明社會”，正成為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它也改變著人性。在阮昕看來，段義孚針對現代性的這種憂思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就像社會學家芒福德所打的一個比方，你看大海中的牡蠣，如果海洋的環境能給牡蠣提供足夠的養分，它行動的那個Mobility就消失了，對于我們人來說，同樣如此”。
電視劇《梅爾羅斯》（2018）劇照。
不過，段義孚的這種反思也不止于批判，一種“規范性”的維度始終是他真實捍衛的目的，如他所說，從小接受的教育讓他對西方文化承諾的“進步”有著一些天然的信心。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段義孚體現出作為一位人文主義者面對現代性時態度的復雜性。在《逃避主義》中，段義孚曾經討論過“反思”對“文化掩飾物”的摧毀。在他看來，一個傳統納瓦霍族的父親會在教孩子細繩游戲時將人類生活與星座聯系起來，這種為生活中的混沌賦予秩序的傾向一直存在于人類心中。所謂的人類文化或是傳統，可能是掩蓋了世界的無序，并不“本真”，但它們對于文明的存續和發展至關重要�，F代性的發展強調高度的自反性，而它似乎也應當被限制在一個規范性的限度之內，使其不至于動搖人類意義的根基。段義孚似乎試圖用他的思想告訴讀者，身處現代社會的洪流里，每一個個體都會面對獨特性與普遍性、傳統與祛魅、世俗與超驗、清醒地孤獨與自我的迷失等多重困境，而尋覓出路注定是一條艱辛、復雜的旅途。
阮昕和朱阿興都提到，段義孚其實對他們看待生活的啟發更大。在一個“無根”的時代，段義孚對具體個人的地方感、世界觀投注的熱情，與他對永恒價值的浪漫追求才真正使得他的思想超越各類學科藩籬的限制，不僅成為知識，更成為一種值得被傳播和傳承的生存智慧。長沙一中地理教師湯江波是段義孚線上讀書會的發起人，他希望把人文地理的思想精髓滲透到現在基礎教育的地理課堂中，讓更多學生認識到地理學的本質并非課綱中那些僵死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區域地理的知識，而是有關“人”的學問。“段義孚很注重課堂，我覺得他的人文地理思想本身也是教育思想。對于一名老師來說，教室就是我的‘地方’。理解這一點，意味著要尊重學生這個認知環境的‘主體’，尊重他們在進入課堂前就已經擁有的世界觀 （先入之見） ，教師需要覺察學生已有的地理世界，重組、完善、擴展和豐富孩子們的個人地理。”
不過，對段義孚本人來說，思想的傳承或許并非易事。 英國文化與媒介地理學領域的知名學者蒂姆·克里斯維爾 （Tim Creswell） 等人進一步發展了他對地方感的思考，并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段義孚對人的流動性生存這一新課題思考略顯不足的問題�？赡苁浅鲇趯碜院蟋F代思想批判的反應，1990年代后的人文地理學逐步由追求理念式的本質轉向研究流動性與文化的建構，在某種程度上又呈現出一種與段義孚相異的路徑。更為重要的是， 朱阿興和阮昕提到，段義孚的思想附著在他的語言上，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一種藝術的感覺，很難被其他人習得。朱阿興笑稱，曾經有學生向他表達想學習段義孚做研究的方法，被他勸回。“我們系里的同事都認為，義孚可能是兩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學者，他的研究路徑太獨特”。段義孚獲得過很多獎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獲得的國際地理學最高獎沃特蘭·呂德獎 （Vautrin Lud Prize） 。“我們都說，如果地理學界有諾貝爾獎，義孚一定是獲獎者。”
紀錄片《塵與雪》（2005）畫面。
人們給段義孚起了一個“小王子”的外號，用以形容他對世間萬物保有的孩子式的好奇。2005年，段義孚游覽頤和園時，導游對朱阿興小聲說：“您得看好先生，他像一個小孩子。”這或許也是段義孚的特別之處，他在一個加速變化與流動的時代意識到自身的孤獨，執著地守護與追求普遍性的價值，卻又對世界懷著浪漫的熱情，擁抱生命的荒原。用劉蘇的話說，晚年皈依了基督教的義孚更像一位“現代版的修士”，他不隱居在沙漠里，也不藏身在高墻內，但卻在塵世間過一個仰望永恒的修道生活，并將仰望而得到的光芒帶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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